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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志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

        今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免决定钟志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裴钢不再担任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男,汉族,19627月出生,湖南湘阴人,研究生,工学博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党员。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重庆市科委主任、重庆市委科工委书记。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我国车辆工程领域仅有的两名院士之一。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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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活动史料编委会”日前特发出通知,敬请有关汇编文章的作者:陈铁迪  方如华  项海帆  顾国维  朱逢博  叶祖攸  费涵昌  吕美安  刘家骅  王浩清  李文均  施蓓莉  余超  李信芳  邹纪贤  华余庚  朱骏翔  秦浩 陈桂明 蓓蕾  林云云  方世敏  田永湛  刘艺林  刘西伯  于凤兰  温颂申  季学李 叶文津  谢邦治  张培基  曾雪华  张宝玮 陶银龙  沈小白  林甄  金正富  唐玲敏  顾仁杰…等,及时提供个人简介,详见“关于征集‘同济文工团回忆录’汇编文章作者简介的通知”。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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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就文革道歉实录

作者:来自《真话频道》   发布时间:2014-01-25 09:47:50   浏览次数:1530

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现场内幕

2014-01-13 冯敬兰 真话频道

昨天是星期日,公历1月12日,农历腊月十二日。天气很冷,可是85岁的老教师张静芬和老伴丁德泗起个大早,从昌平的西三旗坐车进城了。


 

他们要去实验中学参加“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张静芬近日重感冒,要连续输液5天,今天必须停下,去参加这个会,因为是学生刘进电话里邀请她的,和老三届学生见面,是她盼望已久的。
 


 

张静芬老师,是到会女教师中最年长的。5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一直在女附中教语文。


 

开会时间是上午十点。九点一过,校园里就陆续出现了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双鬓染霜的年轻一些的妇女。她们是文革初期在校的老师和学生。


 

会议的主要召集者刘进联系到了健在的、行动方便的老师20多位,他们悉数表示,一定参加。果然,他们都来了,一共25位。多年来,老师们之间也很少见面。


 

会场


 

实验中学(前身师大女附中),1966年8月5日下午,部分学生发起游斗五位校领导,局面失控,少数激进者暴力殴打老师,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几位身心受到严重创伤。


 

这就是成为文革初期具有标志性的“8-5事件”,多年来不但备受海内外瞩目,也成为文革研究者经常剖析的典型案例:一所著名女中、集聚了众多中共高级干部子女,师资、生源都是当年北京乃至全国最优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却开创了文革之初的暴力先河。


 

这是集体的耻辱和心灵疮疤。没有谁可以忘记。


 

十年调查汇集成册。许多学者表示,女附中校友对文革初期事件的集体回忆、反思和剖析,再次成为典型案例


 

 

1968届高中生王友琴同学率先披露,因为游斗校领导是她所在的那个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


 

1986年她在散文《女性的野蛮》中,对于发起理由和过程,有比较详细的描写,90年代以来,她一直从事文革研究,独立成派。随后,陆续有学生写文章回忆、追问8-5事件。


 

1966届高中生刘进、1966届初中生叶維丽从2002年开始从不同切入口调查8-5事件,宋彬彬2003年回国定居,也参与了调查。2008年这个调查进入系统取证和研究的过程,其中多名老三届校友加入。


 

有120多名当年在校生和老师提供了自己的日记、笔记、证言和不同角度的回忆。同时,往届校友和文革在校生500人参与捐款,为卞校长塑像,陈列于实验中学会议室。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这个见面会,成为水到渠成的集体道歉活动。


 

刘进、宋彬彬作为文革初期工作组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先做了道歉发言,触景生情,她俩都是泪流满面,不断哽咽地说完了多年埋藏心中的话。


 

(发言附后)1965届高中生高宁介绍了卞校长塑像的捐款、制作、安放过程,6年中两个参与策划和具体实施的校友刘蓓蓓和张育芷也先后病故。她说,这个过程很难,就要靠一些人推动,刘进、宋彬彬也是推动力。


 

刘进做道歉发言


 

宋彬彬做道歉发言


 

1966届初中生、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叶維丽介绍8-5事件的调查和研究,介绍参与这一工作的各位同学代表


 

8-5事件受害者胡志涛校长的女儿、校友丁东红发言中指出,8-5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近现代史的事件,历史符号不幸落在我校,一定要留下真实的历史,以历史责任感为事件作证。


 

都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不做,就会让真相淹没于历史中。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每个人当时都有自己的位置和活动,都会留下记忆。


 

今天发言的同学都是很勇敢的,我也知道很多同学还没有胆量,你不敢面对历史,你的后代也要面对。


 

反思不会增加仇恨和苦难,反思是为了和解。


 

她还说,我母亲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子女,我们多次听到她的多次表达,她宽容、原谅了所有的同学,指名道姓地提到她们每一位,她说,她们都是孩子,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我也同意,往长处放眼才有意义。 


 

会场里坐满了人 


 

参与发起、组织为卞校长捐款、塑像、调查的学生代表


 

发言者王本忠老师,曾任实验中学校长,著名教育家


 

叶維丽、金元(老师)、丁东红(胡志涛校长女儿)


 

刘进、宋彬彬、朱小茵(后排)和丁德泗、张静芬老师(8-5后用左手给卞校长爱人写信表示悼念和同情)


 

师生合影(左为于羚,2002年至2005年,用三年时间帮助卞校长爱人王晶垚先生整理文革资料,将手抄资料全部录入计算机,成为永久保留的电子版)


 

老教师王本忠、储瑞年、丁德泗、张春条、艾立川、金元、朱学西等都做了恳切、深刻的发言,他们说,刘进、宋彬彬的道歉令人感动,8-5事件许多人都是见证者,也有当场劝阻的老师学生,包括刘进、宋彬彬,她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


 

今天同学们来道歉,其实老师同学从来不是两个对立面。有的老师说,当时自己年轻,也批斗过自己的老师,以至于多年不能面对。


 

老师们的体谅和宽容,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学生。有的学生当场起立发言,说自己曾经带头批斗过班主任,一直难以说出一句对不起,老师如今年过九十,不能到会,我一定要在春节前去看望老师,当面说声对不起。


 

有一学生说,当时自己很左,8-5现场看到宋彬彬劝阻打人的学生,还不理解,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远远不如宋彬彬。自己也批斗过班主任,借此机会表示道歉。 


 

我的班主任、年过八旬的赵老师也来了,他说,你和叶維丽参与做的事情很好,很有意义。我说,当年班里也争论过要不要批斗您,大多数同学反对,所以没有伤害您。但是后来,我成了班里的批斗对象。 


 

叶維丽、我们的班主任赵老师和博主 


 

李松文老师是8-5当晚送卞校长去邮电医院抢救的师生之一,没有介绍信医院拒绝抢救,李老师带头签名作保,还征得同意,写了六个学生的名字(包括刘进、宋彬彬),几十年后,网上说纸条上的7人就是杀人凶手,李老师再次站出来,写出当时签名作保抢救校长的经过,为厘清8-5事件表现出他的忠厚、善良和担当。


 

李松文老师和宋彬彬 


 

会议主持人、也是校长塑像发起人之一罗治最后汇报了继续要完成的工作,多位老师表示,需要他们做什么,一定责无旁贷。胡校长女儿丁东红也表示要加入我们的调查、反思行列。


 

年轻记者们


 

今天,宋彬彬道歉的新闻已经不胫而走,网上受到热情赞许,也有老谣言泛起。我作为8-5事件调查的参与者,女附中66届初中生,顺便在这里说一句:


 

宋彬彬2003年回国定居。


 

8-18上天安门给毛主席戴袖章后从未改名宋要武。


 

8-5事件的发起者组织者是当时高一年级部分干部子弟。女附中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8日。


 

附件1 刘进的道歉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来宾、老三届的校友们:


 

首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冒着严寒来到学校,参加这个聚会。感谢母校老领导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谢现任领导为我们提供场地和方便,让我们终于实现了这个盼望已久的师生见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长塑像的会议室里,回顾48年前发生的那场劫难,校园秩序大乱,师长被批斗,学生斗学生,黑白颠倒的行为却被奉为革命,直至发生了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残酷事实!我的内心充满懊悔和痛苦。


 

是卞校长的死,让我猛然惊醒,我多次问自己,这就是革命吗?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对不起胡校长、刘校长、梅主任、汪主任,对不起受到伤害的老师、同学们。


 

这种负疚感,让我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上面,归结到运动中的身不由己,或者归结到教育路线,我应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因为,是我领头在学校贴的第一张大字报,导致校园秩序大乱;是我,作为工作组期间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没有有效地阻止8月5日高一某班发起游斗校领导过程中学生发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


 

我要借此机会,向老师们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和他们的家人表示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


 

我也要向校友们表示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你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而道歉。最后,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8-18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们,是你们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实情况,是你们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帮助我在调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中,接近和寻找到真相。


 

我感谢许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你们文革前受压抑,文革中受打击,你们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对阶级斗争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帮助我打开视野、换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观照自己时,有了更大的勇气和持久的动力。


 

在对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


 

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我认识到,直面历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为了制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唤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进和解。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尊重、宽容、互助和大爱,才能使侵犯人权、践踏生命的悲剧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后我想说,我爱我的母校,爱我的老师,我爱我的同窗校友,感谢你们给我这个道歉的机会。
 


 

谢谢大家!

 

附件2 宋彬彬的道歉


今天我特别激动,很早就盼望有这样一个见面会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快。我还不到70岁,在座的老师都比我年长,许多老师年高体弱,如朱学西老师都近90高龄了,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会议,我非常感动。


 

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老师同学们见面,谢谢你们能听我在四十多年后说的一些心里话。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


 

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请允许我在此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为没有保护好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这是我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


 

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也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我想借此机会,在了解我的老师们面前再说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没有组织、参与过任何暴力活动,包括抄家、打人、故意伤害老师和同学。 


 

我是2003年回国的。回来后,参与了刘进、叶維丽等对学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调查。在这十年中,见到和拜访过梅树民老师、刘秀莹老师、李松文老师,我的班主任赵克义老师和多位文革时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们。这个过程促进了我对文革的反思。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


 

李松文老师在8-5当晚,为了让医院尽快抢救卞校长,带头签名作保,四十多年后,为了澄清事实,再次作证。刘秀莹、梅树民二位老师对我们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真心的爱护,对于我们的调查文章逐字逐句审核批改,这份关爱一直持续到他们生命的尽头。如果他们能参加这个见面会,该会有多高兴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师,也能听到我们真心的道歉和感谢。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


 

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再次说声,谢谢老师们,谢谢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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