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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志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

        今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免决定钟志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裴钢不再担任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男,汉族,19627月出生,湖南湘阴人,研究生,工学博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党员。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重庆市科委主任、重庆市委科工委书记。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我国车辆工程领域仅有的两名院士之一。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6-09-06             

                       好消息

        应广大校友、读者要求,经与有关方面商洽,同济大学出版社5月份出版的《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一书的文字电子版已在本网独家陆续刊出,欢迎大家浏览!允许其他媒体作非嬴利性的部分转载或引用,但必须注明出处为“同济大学出版社”及“同济文工团员网”。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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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新书首发式已于517日在同济大学举行,有关报道及资料也已在本网站题为《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新书首发”一文中刊出。其中包括的内容有:同济大学新闻中心的报道;首发式议程;首发式致辞等。随着新资料的到来,有可能在文中继续添加新的内容,欢迎浏览!(点击上述文章标题也能打开网页)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6-05

      

        同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活动史料编委会”日前特发出通知,敬请有关汇编文章的作者:陈铁迪  方如华  项海帆  顾国维  朱逢博  叶祖攸  费涵昌  吕美安  刘家骅  王浩清  李文均  施蓓莉  余超  李信芳  邹纪贤  华余庚  朱骏翔  秦浩 陈桂明 蓓蕾  林云云  方世敏  田永湛  刘艺林  刘西伯  于凤兰  温颂申  季学李 叶文津  谢邦治  张培基  曾雪华  张宝玮 陶银龙  沈小白  林甄  金正富  唐玲敏  顾仁杰…等,及时提供个人简介,详见“关于征集‘同济文工团回忆录’汇编文章作者简介的通知”。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5-4

         # “1950--1970年同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活动史料汇编首次编写工作会议1030日上午在同济大学校史馆召开,同时编委议定编写阶段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我网将连续报道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请在此点击浏览。《同济文工团网》 2014-11

        # 同济大学土木系科118日迎来创建100周年,学校举行以“百年土木、继往开来”为主题的一系列学术和文化活动,海内外校友齐聚母校,共庆土木系科走过百年辉煌历程。详见“同济微信”栏目1114日报道。 《同济文工团员网》 2014-11

         

    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5届毕业50周年聚会活动筹备会第一次会议108日上午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了聚会活动相关事项,欲详即可在此点击。(2014-10)

     

       # 快讯:我校党委书记周祖翼教授调任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任二局局长,详情可阅近日《同济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平台》。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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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网站近日连续刊登“1950-1970年同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活动回顾展揭幕”的多篇报道、照片及视频,欢迎大家点击浏览。(同济文工团员网 2014-6)

          # 日前同济大学《校长办公室》网站公布了“校庆107周年庆祝活动一览表”,读者欲详可点击以下链接浏览。“同济文工团历史回顾展”已列入其中,开展日期520日,欢迎广大师生、校友及网友届时前来参观,具体事宜请浏览《同济大学校史馆》网站。(同济文工团员网 2014-4)  

       http://deanoffi.tongji.edu.cn/index.php?classid=3840&newsid=5256&t=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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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与中国兵工:解放军护送我们进西昌

作者:张城   发布时间:2016-09-30 22:39:05   浏览次数:279

 同济大学与中国兵工:解放军护送我们进西昌

张城

(本文源自2016-09-17《同济-章华明的博客》

 

    本文作者张城,19427月生于天津,19618月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6110月进入广播台任播音员,629月任播音组副组长,632月任播音组长。1966年毕业分配至四川省西昌地区建设局,当过建筑施工队泥工、木工、施工员、设计室技术员。1973年调入地区建设局任科员、副科长、科长、主持城市规划的设计、审批,参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选址,征地移民,规划和军地协调工作。1978年西昌地区并入凉山州后,历任州建委总工程师、副主任。94年主持中国西昌航天城规划,兼任航天力、口岸办主任。1981年评为工程师。87年晋升高级工程师,99年经考核为首批国家注册规划师;2005年任四川省政府驻雅安市规划督察员,20082012年任建设部派驻成都市城乡规划督察员,驻重庆、四川保障性住房建设巡视员。

    本文摘自张城为《致青春——同济广播台(1952-1966)》撰写的回忆录。考虑到今后可能要编写《同济大学与中国兵工》的需要,特将以下几段文字转发,并列入《同济大学与中国兵工》系列。希望广大同济老校友积极提供相关的回忆文字。 当然,天空二号刚发射成功,这篇博文也算是应时应景的了,呵呵!

    感谢张城校友!

 

  66届毕业生由于“文革”晚分配了一年,造反派从系党总支抄出原来的毕业分配方案,我在天津。造反派要求重新分配,由“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教师、革命学生代表”组成三结合分配小组,重新分配,班上学生党支部书记严拱钦和班上唯一一名女学生党员唐国英二人被分到云南省(开远县)。班长孙道春分到贵州,6712月经兵团总部裁决,把我分到四川西昌(凉山)。

九、解放军护送我们进西昌

    687月中央通知66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到单位报到,我和城建系黄德林(浙江嘉兴人,也分在西昌),陈启汉(广东人,分在攀枝花)三人同路乘火车经西安中转到成都。当时四川两派闹得历害,成都公交停运,我们从北站走到杜甫草堂“省分办接待点”,由于沿途有武斗等了两个多月无法前行。928日成都军区派出5辆军车,10名战士护送我们进西昌,当年分到西昌地区66届大学生共96人,推选我当队长,我参照广播台管理模式分成三个大组:外省大学生28人乘一号车,四川师范大学32人乘二号车,四川其他院校学生乘三号车,四号、五号车装行李,由北大党史专业66届学生龙少华(曾任聂元梓“老佛爷”的卫队长)带3位同学保护大家的行李,请我的同学黄德林沿途安排大家食宿。大家自愿组合4人一小组,方便安排住宿,也方便两组8个人凑一桌。头一天晚上住雅安西南旅社,第二天晚上住石棉矿招待所。我们在雅安、荣经、汉沅、石棉、冕宁都遇到造反派在公路上拦路设岗,我们只能请解放军去说明,车上都是学生,不参加任何派,要求放行,我们看到那些人在路上架着机关枪,手里端着冲锋枪,盯着我们,有几个还爬上车检查,我小声告诉大家:不要说话,让他查。折腾半天才放行。一路上翻过泥巴山、托乌山、过青衣江、大渡河。第二天很多女同学晕车,一个人吐引来很多人吐。翻过泥巴山到九襄镇,路边有农民卖梨子,我和解放军商量下车休息一下,让大家买点梨子解渴。解放军同志对我说:梨子是当地特产,很好吃,也不贵,5分钱1斤。用竹篓装10斤,5毛钱。不少同学晕车怕吐,中午饭都没吃饱,这些梨子解决了问题,后来我每次乘汽车经过汉源九襄都会想起68年解放军护送我们进西昌的艰难行程。

    那时雅西公路还是土路,下雨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有同学戏称这是“水泥路”“扬灰路”。经过三天行程,930日下午5点多我们终于平安抵达西昌。我们96位同学非常感谢护送我们的十位解放军战士。

    西昌是座小县城,当年仅两万七千人,有古城墙、城门楼,古朴街道,没有柏油路,水泥路,仅有三合土路,走在街上很容易分辨外地来的学生和本地人。当地人穿着本地产土布衣服,少数民族披一件黑色披毡。

十、因祸得福

    在分配到西昌的66届大学生中,只有我和黄德林是由学校直接分到单位(西昌地区建设局)我在设计室,老黄在建筑公司,其他94位同学都要由地区分办再分配,外省学生多留在西昌和德昌、会理、冕宁等安宁河谷汉族县,本省的学生分在稍远的少数民族县。我记得中央民院政教专业毕业的刘绍先,本是冕宁农村人,彝族。他问分办老师:哪个县最远?老师说:木里。他说:我去木里。木里是藏族自治县,距西昌260公里,坐车要两天。他去了木里,问县革委:哪个区最远?县上称:二区,骑马走要七天。他说:我就去二区。县上分配他去二区中学教书。他立即跟邮路马帮去了二区。第二天县委书记(军队支左干部)回到县上听县革委干部汇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自愿来木里,还主动要求去最远的二区,已安排在二区中学教书,书记一听说:这个学生很好,有觉悟,就任命他当二区中学的副校长吧。通信员立即骑马追赶。过了几年刘绍先调到县委宣传部干事,二区副区长、县宣传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盐源县书记。1984年调西昌,任州长,我在会东县出差时曾见过他,他还亲热地称我“老班长”,我说:你都当州长了,就放我回天津吧。他说:可以,你把十七个市县规划搞了,再给我培训几十个学生接替你,我就叫组织部放你“下山”。可后来,我的“任务”还没完成,1989年他先调到省里任省民工委书记,后来当了省政协副主席,2004年因病去世。

    6810月我和老黄去地区建设局报到,专署大院已被造反派占领,把大门的两个端枪指着我们喊举起手来,检查身上是否带了武器,我们说是上海学生来工作报到的。他们不信,派两人押送我们进了专署大院建设局办公楼,找到唯一留守的徐国斌局长(南下老干部)。徐局长说:其他人都下放去五七干校了,按国家老规定,新分来学生先下厂劳动锻炼一年,老黄你去一公司,老张你去二公司吧。一公司在城外4公里的长安工业区,二公司就在城里广场旁。我立即到公司报到,政治处魏主任(也是南下老干部)把我分到施工二队,离公司较近,是照顾我吧。二队在西门坡一处破旧民宅院子里,仅有六、七十人。队长是晋良寿,成都人,四十多岁,大家都喊他“晋头”。他听说我是上海同济建筑系,就分配我当泥工,随老师傅上脚手架,用红砖砌墙,砖是发过水的,摸着像砂轮一样,头天下来我砌了四百多匹砖,但我的左手五个手指肚已被红砖磨破了,鲜血直流,几位师傅马上到厨房拿菜油给我抹在手指上,止疼,第二天又发给我一双劳保手套,但用不了几天,手套就被磨穿了,直至手上长出老茧。过了两月,队上又分来三位清华大学68届学生:孙和成,上海人,徐梓兴,浙江人,武超,重庆人。他们是学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专业的,西昌分办的老师听不懂,问你们是搞什么的,他们说:是搞火箭的。先分到泸沽镇土火箭发射场,(是农村防冰暴的),他们说:不是这种土火箭。于是分办把他们三人分到二公司来劳动。由于他们不懂建筑,晋头便安排他们当普工,挑砖、泥沙、灰浆,上脚手架,放在泥工身后。后来78年清华大学通知68届之后学生可以“回炉”再学一年专业知识,他们便去了清华,79年正赶上“文革”后第一次招研究生,他们又读了三年,然后出国读博士。八十年代,孙、徐二人去新西兰工作。武超进入四川大学,任水利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69年初,西昌两派武斗升级,三月“反到底”攻进城,把“地总”派打跑了,那一夜枪炮声大振,我们二队工拥的后面就是广场粮站,“反到底”攻进粮站,就从我们房后丢过来一棵手榴弹,把我们工棚屋面的瓦也打碎了,掉在门前,好在没有爆炸,否则,我和几位工友就全“光荣”了。这时工地也停工了,不少成都、合川、江津的师傅们也走了,连二队伙食团司务长也回成都了。我们也有几个月没发工资,没发粮票了,我想回天津,没有路费,也走不了。我们几个学生到处去借,煮点面吃。四月底,听说“地总”派联合了几个县的武装要打回西昌。两位守工地的老师傅劝我们:“子弹不长眼睛,你们还年轻,快逃命吧”。我和清华三位学生、四川财政校分到公司财务科的一位重庆女生小左和加工厂的两位学生共7人聚到城外公路旁,由公司一个“造反司机”王三娃手拿两支20响盒子枪,站在公路中间拦车,正好遇到西运司张酒罐开着一辆南京牌货车,他也是带家属去成都躲武斗的,王三娃要他把我们七个学生运到成都。

    我们坐在敞蓬的货车厢里,风吹、日晒、雨淋,遇到有关卡,打武斗的地方,白天不敢走,就晚上偷偷地绕过去,熬了四天三夜,终于到了成都,清华的孙、徐和另外2位外省学生他们想办法回家去了,武超、小左和我就到公司二队认识的职工家借宿“讨饭吃”。开始两天还吃干饭,后来只能喝稀饭了,毕竟他们也是几个月没领工资、粮票了,我们走了几位师傅家都是如此。这时我已身无分文,没有粮票,想回老家,走不了,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进入绝境。这时武超和小左跟我商议,:到重庆去,不管怎么样,家里总有吃的,那时“挤火车”是有票上不去,挤上去没有票也照行。我们三人用尽全身力气从车窗挤上去了。

    我这是第一次到重庆,是来逃难的,武家住千斯门,兄弟姐妹多不方便。左家在朝天门原港务局职工住房,三层,左家在底层,长长的一间,层高净高有4米多,没像邻居那样搭阁楼,而中间用床、布帐隔成两间,厨房在背后过道里,家里4口人,左伯伯在重钢建筑公司上班,伯母在江北运输队打工,大妹比小左小一岁多,么妹11岁,读小学。我刚到她家,头发、胡子一个多月没理了,么妹怯生生地喊我:张叔叔。午饭后,左伯伯给了我贰角钱,让我去街对面理发店去收拾一下。下午我再回左家,么妹喊我:张哥。左伯原来有个儿子,是老三,很乖,买菜煮饭,家务活儿都会干,67年夏和邻居几个小孩一起去嘉陵江游泳,被洪水淹死了,十三岁。老俩口很伤心,我寄居他家也不能吃白食,总要干家务活儿,一次我挑两只筐去买煤球,直线距离并不远,只有三里多路,但重庆是座山城,出门就爬坡。左家住在重庆饭店后面坡顶,煤店在下半城。我买了煤,也就六、七十斤,不太重,可是要往上爬几百个台级,过一条马路,再往上爬一百多台阶才到她家,“上山气喘,下山腿软”,三里来路,几百个阶梯,我已累得喘不出气,一头汗,脸也白了。大妹说:“你这个学生还不如我们女娃能干”。她家门后有盘石磨,用来磨米粉、磨豆浆,自家点豆花。那时生活困难,听小左说:有一年,小偷把她家一年的肉票、号票都偷了,她家硬是一年没吃过肉,过年时只能关起门吃红署、豆花,孩子们也不敢去别家串门。

    第二天左伯母要我帮她推石磨、点豆花,又炒了两菜,伯父拿了一张酒票要我去副食店打半斤酒,中午吃饭,左伯父要我陪他喝一杯,我说:不会。左伯说:男娃子,怎么不喝酒?

    五月份之后,重庆天气开始炎热,不亏是“火炉”。傍晚家家户户都在院坝乘凉。看着重庆山城的夜景,听着江里轮船的笛声,我想起了天津的海河,上海的黄浦江,我思念家中的亲人。四川人、重庆人乘凉时泡杯茶、抽杆杆烟聊天,叫“摆龙门阵”,山南海北,什么都聊。我搬只小板凳听大妹讲了一段“一只绣花鞋”的故事,是重庆解放初期,抓敌特的惊险故事。过了几天,他们要我也讲一个故事,我可是在广播台干了五年,装了一肚子故事的,我就慢慢道来,每天只讲一两个,开始只是小朋友听,后来大人、老人也凑过来听,“三国”、“水浒”、“西游”、“聊斋”片段,“糊涂县官”、“黄半仙”“连升三级”这些我过去说过的单口相声,把他们逗乐了。几个老人还说:这个娃儿讲得好,像听广播匣子一样。每次不少听客早早在院坝等,左么妹最高兴,帮“张哥”“拉场子”。其实我是苦中寻乐,四川武斗还打多久,何时才能回单位,心里无数。一直到10月份中央发通知要职工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和武超会同一些职工挤火车、汽车返回西昌。想不到我在重庆“逃难”,躲武斗竟在左家住了半年,他们待我很好,胜似亲人。11月单位恢复生产补发了我们半年工资和粮票,我拿出一半寄给重庆,感谢他们在我最困难之时,对我的照顾。19707月工作后第一个探亲假,我和小左同去重庆、天津。左伯父、伯母很高兴,把我当成半个儿子,我的父母、大伯、兄妹对小左印象也非常好,我小表弟(老姨的独子)自小在我家长大,那年仅6岁,喊我大姨哥,叫小左“姨嫂”。我们下半年回西昌,登记,元旦节结婚。单位一些老职工说:人家躲武斗,家当全丢失,你躲武斗,躲到重庆,还得个红颜知已,你老兄真是“因祸得福”呀。我感谢上苍!

十二、基地选址

    1973年初,我完成农村工作队任务返回设计室。春节后地委书记辛易之(原重庆市委副书记)问地区建设局领导:“你们这里有学规划的吗?”徐局长说:“前两年从上海同济分来一个学城市规划的”。于是带我去见辛书记。他要求我尽快画一张西昌旧城改建规划图。我马上到资料室、档案馆搜集图纸、资料,加班加点,三天后交图,辛书记看了,很满意,通知把我调进地区建设局负责10个县的规划建设技术工作。

    我到建设局城建科遇到的头一件大的工作就是参加西昌卫星发射场和发射中心指挥部办公和家属生活区的选址、征地、移民工作。三月一天,我班同学俞叶青我们叫他俞胖,分在国防工委设计所,突然来我办公室联系征地之事,他很吃惊:“你怎么跑大凉山、西昌来啦”。我讲:“一言难尽”,先谈工作吧。当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国家一号重点工程,代号“7201”工程,发射场在冕宁沙坝沟,指挥部及生活基地在西昌宁远河、西河交汇处,距县城很近,又免除拆迁房屋。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征地移民由我们建设局城建科主管,李满喜科长(南下干部,山西人),刘加敏(我叫他刘土地,主管征地,比我大七、八岁)和我三人专程进沙坝沟,那里原来是一个镇,4个乡(彝族乡),发射场占用了一个乡的土地,部队要求另外31镇的“四类份子”(地、富、反、坏)也要迁出,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保证发射基地安全。

    我们在沟里忙了三个月,协助县、乡到每个村寨去调查、协商、安置方案。当时的工作还 好做,我们向彝族村民宣传卫星发射场的重要性,并强调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布置的大项目,我们每个人都要支持,当时人们都通情达理,没一个要高价 “钉子户”。我记得当时征一亩地才200~300元。土地征完,我又协同科工委设计所对发射场专用铁路线、车站(共五痤),专用公路选址,铁路支线从成昆线漫水湾站引出,过安宁河,穿牦牛山,进沙坝沟,规划了三个发射工位,最早建成使用的是三号工位,发射过“亚洲一号卫星”,二号工位是带移动式检修车间(97米高,是亚洲第一高移动建筑),发射过长征二号捆绑型火箭,曾把“澳星”送入太空。一号工位最大,在沟的最深处,一个小盆地,铁路专线,专用公路已进入,但发射架尚未建成,一号工位可发射载人火箭。同时,发射中心指挥部办公和生活基地,也按我们的规划建成。

十五、规划航天城

    93年底,国家民委主任伍精华(彝族,凉山人)参加国务院领导听取国防科工委关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设情况汇报,朱镕基副总理指示:“一定要把西昌航天城规划好,建设好”。94年元旦,伍主任专程到成都向省、州领导传达了朱总理的指示,要求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做好航天城的规划,省政府指定由省计委攀西开发办派人指导,由凉山州组建“中国西昌航天城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个月内,编制完成航天城的规划,州建委指定由我负责,我从州、市建委抽调6名技术骨干,集体在州航天办大办公室工作,我连续干了20几天,连春节仅休息半天,都在加班,初二至初五的午饭,也是各家的家属把饭菜送到我们办公室来吃,几个家属有怨言,对我说:张主任,大家都休假过年了,那些州领导也回家了,你们这么加班加点的干,图的啥?我解释说:航天城规划建设任务重,这次中央领导关心西昌航天城,我们不努力、不抓紧,对不起后人呀。春节后我们如期完成西昌航天城规划纲要,规划说明书及西昌航天城现状图,规划总图,道路交通规划图,供排水规划图,供电通讯规划图,防洪、消防、抗震规划图和航天城近期建设规划图共七张大图,那时没有电脑打印,全凭大家一笔一笔徒手画出来的。二月中旬,州领导带我们去省政府、省人大、省计委、省建设厅汇报,回来后又立即修改、补充。三月上旬去北京,利用全国人大召开期间,我们在人大会堂代表休息厅,展示“西昌航天城规划”配合省人大代表的集体提案,向中央汇报、申诉。后来,国务院指定由国家计委,建设部组织专家评定。948月下旬,我们利用澳星第二次发射的机会,邀请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民委、国防科工委、财政部、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海关总署、林业部、环保部、国务院扶贫办十三个部门和省级九个部门共九十七位领导、专家来西昌参加“中国西昌航天城规划评审会”,第一天先到卫星发射中心观看澳星发射,下午开始评审。我用了两个小时汇报航天城规划,我强调这次规划重点是为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周边基础设施的配套。前几年,美国国防部长黑格将军到西昌发射场参现说:这里的发射场的设备、技术都很好,与肯尼迪发射场相当,但肯尼迪发射场一年可发射4颗卫星,而西昌4年才发一颗。西昌飞机场到卫星发射场公路距离仅37公里,但不是高速公路,是当时四川交通厅的“标美路”,比四级路好点,比三级公路差。我曾向州交通局贺局长说:这是“不三不四”路,为此我还给他写了幅对联:上联是“年年修路年年烂”,下联是“年年烂路年年修”,横批“越修越烂”。贺局长诉苦说:凉山穷,没有那么多钱修。1986年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卫星是美国制造,用飞机运到西昌,卫星集装箱有4米多高,从西昌机场到卫星发射场37公里,用汽车运走了八个小时,州、市、县交警十几台警车沿途护送,由于公路等级低,路况也不好,车子开的很慢,怕把卫星颠坏了。途中要钻两个铁路涵洞,美国标准桥下涵洞净空6.5米,我国是4.5米,卫星集装箱过不去,要吊车取下放在大钢板上,板下铺钢管,用人去推,滚过涵洞,再将集装箱吊上车,而且美国人不准中国人靠近卫星集装箱,要由他们黑人保安来推。朱镕基总理曾听过这件事的汇报很心疼,感慨地说:“这是中国的颜面呀”。过去每次卫星发射时,西昌城区都要停电、停用电话,要确保卫星发射场用电和通信。因此,我们在航天城近期建设中提出10项基础配套设施项目。我汇报之后,有几位北京专家问州长,刚才汇报规划的那位是那个设计院的?凉山州长说:是我们建委的总工程师张城,上海同济大学规划专业毕业的。有几位专家不相信,“同济规划专业能分到凉山来?”经过两天的评审,顺利通过了我们的方案。从94年底至98年,我们每年要跑北京六至八次,到有关部委落实项目。当时大家戏称“跑部前进”,高速公路修建、飞机场改扩建、供电网、通信设施改建、西昌第三水厂等项目,中央陆续补助30多亿元资金。

    在评审会上我遇到了原广播台“小机务”郑坤生,他当时任乡建司长,率建设部规划司、城建司、乡建司和计财司7位同志参会,当时会上没认出来,会后州政府要给专家发“咨询费”,我负责给建设部几个人送,唯有郑坤生一人退回来,州长要我再去做工作,郑坤生对我说:参加规划评审是我应尽的责任,这个“费”我决不要,你也不要对建设部其他 同志说此事。后来听说郑坤生担任中央纪委驻建设部纪检组长(副部级)、中央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不愧是同济广播台教育出来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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