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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志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

        今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免决定钟志华担任同济大学校长;裴钢不再担任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男,汉族,19627月出生,湖南湘阴人,研究生,工学博士,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党员。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重庆市科委主任、重庆市委科工委书记。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我国车辆工程领域仅有的两名院士之一。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6-09-06             

                       好消息

        应广大校友、读者要求,经与有关方面商洽,同济大学出版社5月份出版的《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一书的文字电子版已在本网独家陆续刊出,欢迎大家浏览!允许其他媒体作非嬴利性的部分转载或引用,但必须注明出处为“同济大学出版社”及“同济文工团员网”。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6-07

      

                      浏览提示

      《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新书首发式已于517日在同济大学举行,有关报道及资料也已在本网站题为《致青春—同济大学学生文工团(1952-1970》新书首发”一文中刊出。其中包括的内容有:同济大学新闻中心的报道;首发式议程;首发式致辞等。随着新资料的到来,有可能在文中继续添加新的内容,欢迎浏览!(点击上述文章标题也能打开网页)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6-05

      

        同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活动史料编委会”日前特发出通知,敬请有关汇编文章的作者:陈铁迪  方如华  项海帆  顾国维  朱逢博  叶祖攸  费涵昌  吕美安  刘家骅  王浩清  李文均  施蓓莉  余超  李信芳  邹纪贤  华余庚  朱骏翔  秦浩 陈桂明 蓓蕾  林云云  方世敏  田永湛  刘艺林  刘西伯  于凤兰  温颂申  季学李 叶文津  谢邦治  张培基  曾雪华  张宝玮 陶银龙  沈小白  林甄  金正富  唐玲敏  顾仁杰…等,及时提供个人简介,详见“关于征集‘同济文工团回忆录’汇编文章作者简介的通知”。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5-4

         # “1950--1970年同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活动史料汇编首次编写工作会议1030日上午在同济大学校史馆召开,同时编委议定编写阶段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我网将连续报道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请在此点击浏览。《同济文工团网》 2014-11

        # 同济大学土木系科118日迎来创建100周年,学校举行以“百年土木、继往开来”为主题的一系列学术和文化活动,海内外校友齐聚母校,共庆土木系科走过百年辉煌历程。详见“同济微信”栏目1114日报道。 《同济文工团员网》 2014-11

         

    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5届毕业50周年聚会活动筹备会第一次会议108日上午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了聚会活动相关事项,欲详即可在此点击。(2014-10)

     

       # 快讯:我校党委书记周祖翼教授调任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兼任二局局长,详情可阅近日《同济大学校友会微信公众平台》。   《同济文工团员网》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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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网站近日连续刊登“1950-1970年同济大学学生文艺社团活动回顾展揭幕”的多篇报道、照片及视频,欢迎大家点击浏览。(同济文工团员网 2014-6)

          # 日前同济大学《校长办公室》网站公布了“校庆107周年庆祝活动一览表”,读者欲详可点击以下链接浏览。“同济文工团历史回顾展”已列入其中,开展日期520日,欢迎广大师生、校友及网友届时前来参观,具体事宜请浏览《同济大学校史馆》网站。(同济文工团员网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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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记忆碎片

作者:庄宝琦   发布时间:2016-10-24 23:36:00   浏览次数:236

                                 重 拾 记 忆 碎 片

   庄宝琦

    (本文源自2016-10-22《同济-章华明的博客》

 

   

庄宝琦,女,19446月生于上海,籍贯广东番禺。19619月进入同济大学城建系城市建设工程专业学习。19667月毕业,因“文革”毕业分配延迟。19688月赴新疆报到,先在喀什市农场劳动,1970年再分配,到小学任教师兼会计。1973年调入江西省吉安市818信箱,1983年调入江西省国防工业设计院,19898月调入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110月退休。

在校期间,19633月,进入同济广播台编辑组。19669月离台。

 

                                (一)

一九六一年,十七岁的我高中毕业考入了同济大学城建系,开始了从未有过的住校生活。周遭的一切是那么的陌生,那么新奇:集体宿舍——与来自各地又从不相识的同学共处一室;大食堂——排长队、划饭卡、大木桶盛大锅菜,千人一味,有桌没凳,站着吃饭;上大课——不同专业的几十甚至百号学生聚在一大教室听课;统一作息——全校八千多学生,早上以同济广播台的号声起床,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晚上又以同济广播台的熄灯号上床,入睡。             

我们一年级新生,面对着这样一个崭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难免会感到不安而又有些急躁。但过不多久,我们的心情就平静了下来,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这变化,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同济广播台。一开学,广播台就安排了迎接新学年、欢迎新同学的专题节目,有针对性地在学习和生活方面,进行正确引领和贴心的指导,使新同学顺利地实现了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过渡。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电视事业尚未成熟、推广和普及,人们对国内外时事新闻的了解,对文体动态的了解和对文化艺术的欣赏等,都是通过报纸、杂志或广播电台等途径。因此,同学们对同济广播台每天早、中、晚的三次广播显得尤为关注和期盼。广播台安排的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贴近青年学生的生活,使大家能得到一定的满足感。每天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另外,有各类专题节目,有校内各项活动的报导,有反映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有报刊杂志的摘录、有好书介绍,每天还会有各地方戏曲或音乐欣赏节目,以及天气预报等等。

在此插一段关于天气预报的趣事。六十年代的上海,冬季没有现在所谓的暖冬现象,冷得很,屋檐上挂有冰棱子,三好坞的水会结上一层多天都不见化的冰,没有太阳的日子就更阴冷。那时,一般学生御寒的冬装都较单薄,一件毛衣外加一件不厚的棉袄就要熬一冬,南方室内又没有供暖,冬天真的难熬。晚上广播结束之前是《天气预报》,每每播出“明天最低气温零下2度。”学生食堂里顿时响起一片“哇哦!”的叫声,同学之间或是相互调侃,或是自嘲一番,既显无奈又示乐观。   

同学们对广播台的兴趣还表现在对播音员的关注,男女播音员的声音都很有特色,很悦耳,播音的质量近乎专业水平,故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在学生中享有很好的声誉。又听说,学校对广播台成员的学习成绩有较高的要求,成绩欠佳则会被请退回班级。因此我对在广播台工作的同学平添了几分尊重,还有几分羡慕。那时,我们一年级新生里,北京籍的张城、李桂珍、陆莲莲等同学已被广播台选中,当上了播音员。我们熟悉了他们的声音,又渐渐关注起了其他播音员,之后甚至于能根据声音和他们的播音特色辨别出不少位播音员来,但只是从未谋面,更增加了一些神秘感。

 

    (二)

一九六三年春,我二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一天傍晚,我班的团支部书记把我从教室叫了出来,只见团支书身边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本系高年级男同学。团支书介绍说:“这位是同济广播台何善权同学。”何善权一边与我握手,一边低声自我介绍说:“何善权。你好!”我心里一激灵,“嗯,圆润浑厚的男中音!是何善权,是他!”接着又听到团支书说,“经系团总支讨论,推荐你去广播台编辑组工作。”我还在犯懵呢,又听到了那带磁性的声音,“欢迎你到同济广播台来,请明天到和平楼二楼广播台报到。”那一晚,我心情难以平静,不断地问自己,“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我?”“我会干吗?”“我能干好吗?”……

第二天午饭后,我怯生生地走进了广播台,接待我的是两位学长,台长陈绍庆和编辑组长谢丽生。他俩正是我想象中的很有修养,又具亲和力的兄长型优秀青年。他们简明扼要地给我介绍了广播台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广播台的组织构成,以及编辑组的工作情况等。然后让我先跟随当时正在准备文稿的刘静慧同学学习。就这样,我毫无思想准备地,但很幸运地成为了同济广播台的一员。

 初进广播台那段时间,我被安排随老编辑们跟班学习,记得施雅珍同学曾是带我做《文娱信箱》专题节目的师傅。我惊讶地发现,编辑组里的编辑们都有着扎实的文字功底,文学才华横溢,他们对事物的敏感度、灵活度以及认真沉稳的处置能力,让我钦佩,自感不如。老同志对新成员的培养和帮助,更是热情耐心,毫不保留,使人信心满满、目标明确,前进有了动力。

 播音组成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吐词清晰、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掌控自如、质量上乘,传播着正能量。女播音员,人靓声甜,悦耳动听,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很清亮;男播音员,声音浑厚富有磁性,时而低沉,时而铿锵有力,让人听了觉得充满活力。他们个个精气神十足,个个能歌善舞,个个都是文艺的范儿,无不令人佩服。在工作上,他们与编辑及机务人员的配合很主动、很认真,让合作者很舒心。                                          

 机务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非无线电通讯专业,却个个都像这方面的行家,动手能力强,技术过硬,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尤其是陈凤敏和段昌愈两位女机务员,更让我刮目相看。

 广播台的工作量不轻,同学们都是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放弃了休息来完成的。晚自修课前是广播台一天里最热闹的,也是最忙乎的时候。任务重的时候,晚自修结束还会来广播台继续工作。我曾看到过,播音组排练广播剧《年青的一代》,剧中有一个风雨交加、雷声大作的情景,为能使雷声达到逼真的效果,播音和机务两个组的人员连续好几天,晚自修一结束就来到台里,共同琢磨,反复试验,最后利用“白铁皮”震动发出的声音,模拟出雷声大作的良好效果。                        同济广播台是三个组通力合作、相互支持、共同奋斗,极具创造力的一个团队;同济广播台是赢得全校师生热情支持、集聚了台内外正能量的、极具号召力的团队。每一项工作每一个任务的完成都体现出良好的团队精神。

   同济广播台除每天早、中、晚三次的常规播音工作外,还承担有学校各类大型活动的宣传和报导工作,如校运动会现场报导,参与大型文艺演出等等。  我记得较清晰的一件事,也是我进台不久就遇上的第一次大型活动——学校运动会。运动会开幕前两三个星期广播台就进入了备战状态,各组都开始了有条不絮地准备工作,编辑组也不例外。我第一次跟随老同志做大型项目的准备工作,比如去学校有关部门搜集各类运动项目的校记录资料,去了解本届运动会有哪些项目、哪些运动员有破校记录的可能,了解和学习各运动项目的比赛规则;又与各系通讯员联络约稿等等事宜。老同志们还耐心地向我传授现场采访的经验,他们把已预先写好的、备有空格的初稿给我做范本,到现场根据采访的实际情况填补上,再略作修改就可成为一篇报导及时的文稿。

运动会开幕那天,广播台各组的人员一大早就在指定的位置集中。只见机务组早已在主席台的一边,把广播设备安置得妥妥当当,人员都到位并投入了工作;台长已在现场忙碌着,负责内外协调和指挥;其他人员在各自组长的带领和安排下,也开始了有条不絮地工作,有现场采访的、有编稿的、有播音的,各在其位、各司其职,紧张而有效地忙碌着。         

广播台在运动会上,承担着播放各类运动项目的比赛顺序和运动员报到时间、地点;播报各项比赛进行的情况或比赛成绩;播报同学们的来稿或采访记录,还适时插播音乐等等。广播台为运动会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当时,我还是跟随老同志在现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没想到,下午谢丽生组长安排我去做采访,采访对象是来自喀麦隆的留学生杜马。杜马同学很友好也很配合,采访中他谈了参加这次运动会并能在跳远项目的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的激动心情和体会,还谈了从武汉测绘学院转校来到同济大学学习的一点感想等。采访稿经由陈绍庆台长亲自修改后播出。我很感激同志们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迈出了独立采访的第一步,并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这次采访我还有一个小小意外收获。那时上海外国人不多见,我对黑色人种了解甚少,见识也少。当我与杜马同学握手时惊奇地发现,他的手掌颜色不黑,是粉色的,与我们手掌的颜色相差无几,可见我是少见多怪了。

 广播台与学校各级党团组织的宣传部门、各学生社团以及各系的通讯员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了各方的支持,稿源方有保证,广播台才能顺利地完成学校党、团组织或学生会布置的各项宣传任务。

 记得有一年,校团委和学生会联合举办了一次全校性的、以“向安禄同志学习”为主题的黑板报竞赛活动。广播台配合这项活动组编了一套《黑板报巡礼》专题报道节目。编辑们分头联合各个系的通讯员,去到各系观摩和选稿。由通讯员负责供稿,经广播台编辑做成了一套完整的节目,扩大了黑板报的影响面,推进了黑板报主题内容的宣传效果。

 同济广播台犹如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家庭,每个成员都热爱它,都以它为家,因此工作热情特别高,态度特别认真,心情特别愉悦。我感受很深,得益匪浅

                                  (三)

 文革初期,我对广播台及台友们间的那份难以忘怀的情感。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我班在武汉的毕业实习已近尾声,但也未结束,我们却被学校的一纸电文急召回到上海。回到学校时,眼前的景象让我觉得那么的陌生和不可思议。市委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学生不上课了,整个学校闹哄哄的没有了以往的宁静,校园里人头攒动,到处可见到带红袖章的人来去匆匆,大喇叭里传来的尽是口号声或批判文章,到处是横幅标语,到处是“打到×××”“批判×××”的大字报,校领导、系领导、老教授被戴高帽游街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回上海的客轮上,我已略感被边缘化了,回校后这种感觉更甚,往日相处还不错的同学突然间会变成了陌路人,我清楚那是家庭出身不好所致。不久,“血统论”甚行,学校出现了学生斗学生,人们终日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担心不知哪天大难降临。自从进广播台,我班里的活动就少于参加,同学似乎习惯了我的“不存在”。这时,我更希望能被忽视,更想不起我来。我每天去一下教室,若没有会议,便领了学校发的人手一份的《解放日报》和重要文件“单印本”等学习资料即回宿舍“自学”,因为我没有,也没有资格参加任何派别组织,所以白天 一个人在宿舍里学习。我还算“幸运”,既没被班级“勒令回”,也没被“清除出”,我还能去广播台,编辑组的台友们对我的的态度没让我感到异样和尴尬,他们与能我正常地交流,让我觉得自己还能在组里干点什么,能有点存在感。天黑后,一个人去校园看大字报,偶尔有幸还能遇上台友,他们知道我的处境,但会无顾忌地陪我看看大字报,与我说说话。这种场景,我至今难忘。

 为什么我在这么困窘情况下,会认为广播台是我还能去的地方?因为我认为,在广播台工作的同学个个都是行为端正,爱国爱党,勤奋学习,自强自律的优秀青年学生。每个人都相当自重,相当阳光,从不犯“自由主义”,不带有色眼镜看人,多的是纯真的友情和尊重,我信得过广播台的台友们。在那里我不时会感觉有丝丝暖意涌入,心里就能得以平静。因此,我十分感激广播台的台友们。                 

 但“好景”不长,九月中下旬,我随同济大学以及上海各高校学生去北京参加第三次毛主席接见后,回到学校。发现学校的形势又有了大变化,某一派组织已掌管学校大权,连播台的台号也变了,不再是《同济广播台》。我感觉到此地已不宜也不容再待下去了。记得那时的台长是建筑学二年级的王东远。一个周末,我约小王台长一起离校回家,路上我与他谈了退出广播台的意思。他表示理解,并说若我不提离台,他也打算提醒我了。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不想给自己添堵,更不能再给好心人添麻烦。就这样,我彻底离开了同济广播台。

                                   (四)

我对广播台台友之间真诚无私的友谊有着很深的体验。我很幸运,非常的幸运。从我毕业分配到后来调回上海工作,再到退休,一路走来都有广播台台友的关心、帮助和支持。我要感激的台友有很多,要叙述的事例也太多太多,在此只能略举几例。

我是六六届的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毕业分配工作被延误,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底才恢复进行。我分配到遥远的新疆的消息被在校的或已毕业多年的台友们知晓后,我竟得到了分外的关照。

记得毕业分配工作结束时,有些省、市、自治区尚未成立革委会,不少毕业生因此还不能去单位报到。我和这帮未能去报到的毕业生,就被安排在学校劳动。没想到六八年春节后,前面曾提到过的小台长王东远很热情地将他在新疆军区文工团工作的妹妹介绍给我认识,他妹妹给我详细介绍了新疆,使我了解到当时新疆文革的形势、当地的风土人情、南北疆不同的生活环境及入疆的注意事项等等,这对我在进疆前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很有帮助。可惜此后,我和小王台长再没有联系上,但这份情谊,我至今难忘。

我尤为感谢台长陈绍庆、台友刘长寿和老寿鸿等。在我赴新疆报到之前的一段日子里,他们多次来家看望我,给我支持,给我信心,给我力量。之后,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

我到新疆乌鲁木齐报到后又被分配到位于南疆的喀什市,先在农场劳动,后来又再分配在小学教书。那时还处在文化革命期间,新疆各行各业还没恢复正常生产,基本上处在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尤其在交通运输方面更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从上海回喀什单趟路程,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十一天,火车需四夜三天,然后乘长途车得整整七天。因为长途客运很不正常,时有时无,所以人们出行的行期无定,有门路的可托人找兵团或部属大货运单位搭便车。买不到长途客车票或事先没找好便车的,那人抛在乌鲁木齐或吐鲁番的大河沿站十天半个月是常有的事。记得,一九六九年冬,我和我先生(我同济的同班同学)回沪探亲后回喀什,就是在台友老寿鸿的热心帮助下,随他工作的单位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到喀什出差的项目组同行,还托付了同是同济校友的同事一路上给予照应,我们才得以顺利地回到喀什。

在新疆工作的五年里,我与台友陈绍庆、刘长寿及老寿鸿等保持着联系,一直得到他们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一九七零年夏,喀什市革委会对在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的几十名大、中专学生进行第一次分配,名额只有七个,其中汉族三名、维吾尔族四名,且必须由农场的农工们(绝大部分是维吾尔族)的推荐。没想到我和我先生(当时还没结婚)竟占了汉族三个推荐名额中的两个。我们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我们的劳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我们的努力也为改变“上海娃”娇气、吃不起苦的偏见起到了一点作用。这与家人的支持分不开,也与台友们的支持分不开。

一九七三年夏,我和我先生调入我哥生前工作的吉安市818信箱,后来又调入江西省国防工业设计院。一九七三年距毕业已整七年,我俩一直未能从事过土木工程专业的工作,故刚上手工作时困难不少,压力不轻。我俩只好重拾教课书复习,在工作实践中,边学边实践,边实践边学,并向老工程师求教,向其他工程技术人员请教,到现场向工人师傅学习。另外,还有一条既便捷又有效的学习渠道,那就是向广播台的台友求援。我们只要有机会出差或探亲回上海,就会带着问题向他们求教。比如,我第一次接到了钢结构的项目,因城建专业没开《钢结构》这门课,我就向台友老寿鸿请教,他不仅耐心传授,还把教课书《钢结构》送给了我。刘长寿、裴捷等也是我们经常会去求教的台友,他们都十分热情和认真,真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他们是我俩的老师,我俩的坚强后盾。

一九八九年,我和我先生得到广播台台友何善权、蔡锦心、和张重光的鼎力相助,通过人才引进的渠道调进上海,安排在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上规院”)新建立不久的建筑室工作。何善权是主管建筑室的副院长,他对建筑室的建设工作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和精力,得益的当然就是我和其他建筑室的成员。

我在上规院工作期间,得到过台友们的不少帮助和支援。台友杨孝先为我室介绍过设计项目;经由台友老寿鸿的帮助,介绍我们室与他所在的设计研究院合作开展项目设计;我室还求助于台友裴捷帮助我室解决地基基础的具体问题;台友刘长寿还经常帮助我和我室的青年设计师解决设计工作中疑难问题,并传授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还得到过台友冯裕兴、吴寿岭、方君化、等台友的热心帮助……令我感激不尽。 

在此,我想提及一位同济广播台的台友,他曾是上规院建筑室的主任徐国兴。他六二年城建专业毕业,他曾是广播台的一位播音员。我进广播台时他已经毕业离校,相互间并不认识,但因为是广播台的台友,都有着大致相同的为人处世的理念,因而我们合作很顺利、很愉快。我很幸运,刚回上海工作,就能有一位好的领导,又有一位兄长型的合作伙伴和战友。很可惜,在他五十多岁时患上了全脑萎缩的疾病,六十岁退休后的第二个月不幸去世。我很怀念他。

我非常的幸运,我非常的自豪——我是同济广播台的一员。我在同济广播台工作只有区区几年的时间,虽然我付出的不多,得到的却很多,我很满足,更让我终生受益。我感激广播台所有的姐妹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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